展讀“抗戰(zhàn)期間香港郵政史”有感
               潘安生

    繼蟻、蔡二君合著之“抗戰(zhàn)期間廣州郵局香港分信處暨沙魚湯郵史研究”巨作後，頃又得讀蟻君新著《抗戰(zhàn)期間香港郵政史》新著之初稿，此一石破天驚之椽著問世，必將更為舉世矚目，而我尤有先睹之快，并承邀作序。
    其實愚叟如我，雖為親經(jīng)八年抗戰(zhàn)之人，在中國大陸內(nèi)地郵局工作，當時與身陷日佔區(qū)之家人，輾轉傳遞萬金家書，早已知香港郵局為之居間協(xié)助送達，深有感情。然而間關萬里，消息難得，究竟在抗戰(zhàn)八年（1937-1945）之間，香港一地對中外用郵人仕作出了何等艱巨的貢獻，尚屬一知半解。今得讀此書稿本，真相乃告大白，不勝欣慰之至。
    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前夕，我郵早已洞燭先機，自“九·一八”東省淪陷，郵總未雨綢繆，即規(guī)劃在香港預籌印刷郵票，以應一旦華北告警白紙坊（在北京）無法維持，必賴港地覓取可以支援之書局，於是抗戰(zhàn)軍興後，即由香港商務印書館、大東書局及中華書局等，陸續(xù)有所謂“港版”之郵票，足以支持。同時，郵政儲金匯業(yè)局亦在港設辦事處，所有郵票監(jiān)印及郵匯局之主持，派一英籍郵務長慕雷（Murray )）以專員（Delegate）之名義，駐港辦事，良以香港是時為英國屬地，“以夷制夷”，人地之宜。日後，廣州郵局在港設立了“分信處（Canton P.O. Sorting Office）”，尤須與英國港郵密切合作，亦即由慕氏兼任分信處主任。
    凡事窮通應變，中日戰(zhàn)爭長達八年，其中前四年，淪陷區(qū)與大後方自由區(qū)互通郵訊，甚得香港為之經(jīng)轉，合作無間，當時內(nèi)地物資困缺，攸賴滬港之間溝通接濟支援，郵政在大後方所需文具物料(包括郵差的綠衣制服)亦多賴郵總設在上海的供應處用郵包寄來，至於不甘日人欺凌而投奔自由的郵政人員，亦多取道香港西行。
    抗戰(zhàn)前半期，香港實為中華民國合作之戰(zhàn)友，可惜好景不常，至1941年12月8日，倭軍發(fā)動珍珠港偷襲，引起太平洋大戰(zhàn)，而香港遂遭波及，不旋踵而敵寇席捲東南亞，香港郵政亦告變色。此後的三年八個月期間，在日佔之下，一切改觀。港郵亦一如日據(jù)時期之臺灣，郵票、郵資等等，皆視同日郵之殖民地，換用了東洋帝國的票品,與日本往來郵資按本國費率，郵政改稱“郵便”，郵戳亦依日式，即派日人為“香港總督”。美、英既與日宣戰(zhàn)，僑民亦淪為集中營之俘虜，受凌辱虐待，一言難盡。我曾與美國中華集郵會會長丹尼遜（Danison）在臺晤談當年事，真是不堪回首。
    這三年八月的香港郵資，由4錢開始，後經(jīng)兩度調增，但幅度不大，直到戰(zhàn)局急轉直下，大勢將去的最後四個月，三島日幣通貨暴漲，郵資亦驟增至3圓之多。
    以上絮談，祗是此一大作的一角，據(jù)載書成後將可見票封戳及有關報章之影印，令人大開眼界，當拭目以待之。
    承蟻主編之囑，匆促命筆，祗可當作讀後感言而已，不足稱為“序言”。
    書中用詞稱日人侵佔香港後為“日佔”，此詞恰當，但亦每見用“日治”字樣，殊有未妥。希能調整一律用“日佔”。敬請卓酌修正是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