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想做什么樣的父母，這事由不得你，經(jīng)濟學說了算！

經(jīng)濟學研究的是人們?nèi)绾巫龀鲞x擇。社會學研究的是人們其實并無多少選擇余地。——經(jīng)濟學家James Duesenberry

本文轉載自公眾號 養(yǎng)個智人（ID:yanggezhire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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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在讀一本書，“Love, Money & Parenting”，愛、金錢、和孩子。兩個作者分別是耶魯大學的經(jīng)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·齊利博蒂（Fabrizio Zilibotti）和美國西北大學的經(jīng)濟學教授馬賽厄斯·德普克 （Matthias Doepke）。

這本書不是在討論“怎樣才是最好的育兒法”，而是提出，大部分父母其實已經(jīng)下意識地選擇了對孩子最好的育兒法，而且這種選擇會受到經(jīng)濟力量的影響。

比如說，為什么現(xiàn)在很多人感覺育兒壓力越來越大，為什么從前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，現(xiàn)在的孩子卻不得不面對無窮無盡的補習班呢？為什么國內(nèi)流行“雞娃”（即給娃打雞血），虎媽，狼爸？為什么美國也出現(xiàn)了在娃身后不斷盤旋為之鋪路的直升機父母？

因為“父母之愛子，則為之計深遠”，父母的目標很簡單：讓孩子未來過得幸?？鞓罚Ｍ⒆訐碛懈嗟倪x擇。假如社會不會給弱者選擇，假如弱者根本就不可能幸?？鞓罚敲春⒆泳捅仨毘蔀閺娬?。沒有第二條路。這是唯一的道路。

從本質(zhì)上來說，父母選擇怎樣的育兒方式，不取決于父母小時候的經(jīng)歷，而取決于父母對孩子現(xiàn)在與未來的預測。

從經(jīng)濟學角度來說，一個社會越是①貧富差距大，勝者通吃敗者窮死，②教育回報大，而優(yōu)質(zhì)高等教育資源非常稀缺，父母就越可能“主動推娃”。

而一個社會越是①貧富差距小，再分配后弱勢群體福利多，②教育回報不大，優(yōu)質(zhì)高等教育資源比較多，父母就越可能推崇“自由快樂教育”。

下面總結一下書里解答的三個問題——你是，或者未來可能是，什么樣的父母？是什么讓我們成為了這樣的父母？還有更好的選擇嗎？

一、你是，或者未來可能是，什么樣的父母？

先來做個小測試，即使你還沒有孩子也可以測測看——

單選題，你覺得最應該培養(yǎng)孩子的什么特質(zhì)？

A，獨立性 independence

B，想象力 imagination

C，懂事聽話 obedience

D，勤奮努力 hard work

假如你選擇了“獨立性”或者“想象力”，那么你最可能是“盡量不干涉孩子的選擇”的寬容型家長。

假如你選擇了“懂事聽話”，那么你最可能是“孩子想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按我說的做”的專制型家長。

假如你選擇了“勤奮努力”，那么你最可能是“孩子需要引導和影響，要說服他們做正確的事”的權威型家長。

家長其實可以分為四類，根據(jù)“對孩子的嚴格程度，是否嚴格確保孩子做到應該做的、正確的事”，“對孩子的支持和回應程度，是否積極地支持和回應孩子的需求”兩個來分。

最糟糕的父母是“不參與型”（uninvolved），就是不嚴格（因為壓根不管教），也不支持不回應孩子的需求，放孩子自行成長（自生自滅）。

嚴格要求孩子，但不太支持和回應孩子需求的，是專制型（authoritarian）父母。這類父母最重視的是規(guī)范孩子外在的言行，孩子必須嚴格遵循父母的指示行事，絕不允許忤逆。解釋是多余的，服從是必須的。

寬容，不太要求孩子，對孩子的需求會積極支持和回應的，是寬容型（permissive）父母。這類父母對孩子抱有極大的樂觀主義精神，相信只要給孩子提供足夠資源，靜待孩子成長，孩子自然會走上正確的道路。

對孩子有很高要求，同時對孩子的需求也會積極支持和回應的，是權威型（authoritative）父母。這類父母重視影響孩子的內(nèi)心價值觀，認為要給孩子高標準，嚴要求，同時也會努力告訴孩子為什么要這么要求，以便讓孩子內(nèi)心接受這些要求，乃至內(nèi)化成自律標準。權威型父母以引導為主，但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也會偶爾采用強制手段。

權威型父母，往往是虎媽雞娃的主力。而假如權威型父母在育兒上投入得足夠多，就可以晉升為“精細育兒”（ intensive parenting）——書里給“精細育兒”定的典型標準是，父母每周和孩子至少討論一次孩子在學校的狀況。

估計大多數(shù)中國家長都驚呆了，什么？這就算精細育兒了？難道不是每天至少問一次孩子今天學了啥？學得怎么樣？老師表揚你還是批評你了？你有沒有拿到一百分？為什么沒有拿到一百分？嗯？

這就是歐美為什么覺得我大中國全是虎媽的原因……

經(jīng)濟學家還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

重視“勤奮努力”的家長（其中大多是權威型）所占的比例，和顯示貧富分化的基尼系數(shù)是成正比的。一個地方的貧富分化越嚴重，那個地方的家長就越是以“拼命工作”為首要美德。

90% 的中國和俄羅斯受訪家長贊許“勤奮努力”。只有15% 的俄羅斯家長和23% 的中國家長最重視“想象力”。

而像瑞典、挪威、芬蘭這些北歐國家，貧富分化不那么嚴重，人們也就不那么重視努力工作——這并不是說北歐人都是不肯工作的懶人，而是他們傾向于把“想象力”這些“奢侈品”，放在比“勤奮努力”更重要的位置上。

也正因如此，北歐盛產(chǎn)寬容型父母，寬容程度到在國內(nèi)看來絕對是“教出熊孩子的熊父母”的程度。

書里舉了瑞典為例子。瑞典人不贊成體罰， 不贊成口頭責罵，不贊同給孩子壓力，孩子十三歲前不會被打分，甚至不贊同約束孩子——孩子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嘛。學齡前的孩子怎么可能安靜地坐在桌邊呢？那不是虐待兒童嗎？

作者齊利博蒂曾經(jīng)和瑞典朋友一起去家庭野餐，結果瑞典朋友的四歲孩子開始鬧脾氣，不想野餐，想去做別的事情。然后父親的反應是什么呢？“不好意思，我兒子壓力太大了”。于是野餐結束。齊利博蒂目瞪口呆地心想，“這時候難道不是應該告訴孩子，‘乖，我們正吃飯呢，忍一忍’嗎？” 

還有一回，齊利博蒂去另一戶瑞典人家里拜訪，主人家的六歲孩子沖客人喊，“閉嘴！我在看電視呢！”瑞典父母們笑了一下，然后溫和地建議說，咱們成年人要不就換個房間聊天吧，免得打擾到孩子看電視。

全世界的孩子每周花多少時間做作業(yè)？上海學生每周13.8小時。美國學生每周6小時。英國學生每周5小時。北歐學生每周3小時——而且還有些家長抱怨工作量太大，建議完全免除家庭作業(yè)。

難道北歐人基因里天然就寫著佛系，中國人基因里天然就寫著推娃？

并不是。

二、是什么讓我們成為了這樣的父母？

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，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，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，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。——新華字典1998修訂本

影響父母決策的最深遠力量，就在經(jīng)濟因素里。當然文化和價值觀也會影響父母，但經(jīng)濟因素也能影響文化和價值觀。

舉個例子，專制型父母曾經(jīng)占據(jù)主流，為什么現(xiàn)在越來越少父母選擇專制？

因為專制父母在過去的世界是行得通的。人們的生活曾經(jīng)圍繞著家庭進行，一個人一輩子都很少背井離鄉(xiāng)，孩子們往往子承父業(yè)，或者和父母一起耕種家里的田地，一起在家里織布喂豬。孩子時時刻刻在家長的眼皮下，令行禁止是可能的，專制育兒也是可行的。

但現(xiàn)在的情形完全不同。

孩子要在遠離家長的地方，學著家長不懂的課程，最后在遠離家長的地方，做著家長沒做過的工作。家長不能再時時刻刻陪伴在側，學業(yè)和事業(yè)都要靠孩子的自覺與自律。

于是“我說你做”的專制育兒行不通了，因為孩子需要自己獨立做出很多決定。

所以，家長必須說服孩子，必須能影響孩子的內(nèi)在價值觀，才可能讓孩子“自我驅動”，取得成功——這是權威式育兒。

或者，家長只能提供足夠的支持，等著孩子自發(fā)形成良好的價值觀，然后“自我驅動”，取得成功——這是寬容式育兒。

那到底選權威還是寬容呢？

對父母決策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，第一個就是長大后的貧富差距是大還是小。

第二個因素，就是教育回報率是高還是低，以及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是稀缺還是普遍。

作者發(fā)現(xiàn)，“經(jīng)濟不平等”比“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總體水平”影響更大。人人都窮的地方，可能窮則思變，但也可能大家都窮得安貧樂道。而“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”，卻一定會激起“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”的強烈愿望。

在貧富差距小，且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比較廣泛分布的地方，寬容型父母就會占據(jù)主流。

作者德普克來自德國。他小時候的德國有如下特點，①上啥大學對未來影響不大。大學全免費，水平差不多，只要一個人能通過高中考試，那么上哪里都行，簡單地說，十八歲前做的大多數(shù)事情對未來沒有長久影響，只要最后60分通過就好，②不上大學，對未來影響也不大。那些德國孩子往往上職業(yè)學?；蛘邔W徒項目，最后在家里附近的汽車廠當工人，賺到的薪水也挺好，和教師甚至醫(yī)生賺得差不太多。而且工人的社會地位也不錯，并不會低人一等，失業(yè)率也低。總之，讀書不好，不影響過上體面生活。

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里，德國父母自然樂于給孩子無憂無慮的童年。孩子們常常自己在外面玩到太陽落山，想去朋友家就去朋友家。家長既不給孩子檢查作業(yè)，也不給孩子安排課外班，一切順其自然。

許多現(xiàn)在的北歐國家也是如此，貧富差距小，學校之間差距也小。于是北歐父母佛系寬容，讓孩子們快樂，培養(yǎng)他們的創(chuàng)造力、想象力和獨立意識，等待孩子自己去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喜歡什么，擅長什么。在學校表現(xiàn)出色不是頭等大事，在學校暫時落后也不是世界末日。因為有足夠兜底的社會保障體系，同時，人生中會得到很多的“第二次機會”，一開始失敗了沒關系，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。

那，如果在貧富差距大，教育回報率高，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稀缺的地方呢？

這時候，努力推娃的權威型精細育兒，就可以顯出優(yōu)勢了。

優(yōu)勢一，精細育兒會提升孩子的學業(yè)成績。

比如說，國際學生評估項目(PISA)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精細育兒教出來的孩子大多是成績最好的。研究者檢驗了11個地區(qū)的數(shù)據(jù)，其中9個地方，精細育兒明顯提升了孩子成績（香港、澳門、韓國、智利、匈牙利、意大利、墨西哥、葡萄牙、克羅地亞）。以韓國為例，非精細育兒的孩子的數(shù)學平均分為540，而精細育兒的孩子數(shù)學平均分為563分，相差23分。閱讀和科學成績也有類似的差異，閱讀差24分，科學差22分。

只有比利時和德國是例外，在這兩個國家，精細育兒的加分效果幾乎為零。

是因為精細育兒的父母往往學歷高基因好嗎？不是。擁有兩個高學歷的父母，只會讓孩子的數(shù)學成績平均提高7分。而父母采用精細育兒，則能讓孩子的數(shù)學成績提高20分以上。因此，與父母的教育水平相比，精細育兒能更顯著地提升孩子的成績。

于是，教育資源競爭激烈的地方，精細育兒就會成為主流。比如說，法國和日本的經(jīng)濟不平等程度并不高，但由于存在著遠超出平均水準的少數(shù)“頂尖大學”，從這些大學畢業(yè)意味著極高的人生起點。結果是，為了競爭這些稀缺的名額，法國和日本的家長們大多數(shù)傾向于精細育兒。美國也同樣如此，每年美國家長們?yōu)榱税押⒆铀瓦M常春藤名校真是絞盡腦汁，同時，美國的經(jīng)濟不平等還高于法國和日本，這就讓美國的家長焦慮程度甚至更高。日本和美國都有家長從幼兒園就開始推娃——努力上一流幼兒園，才能上一流小學，才能上一流中學，才能上一流大學。這是一個早早開始的漫長而殘酷的競賽。

中國的情況不必說了，大家都懂的。

優(yōu)勢二，權威型育兒會促使孩子的階層向上流動，讓子女最終處于比父母更高的社會經(jīng)濟階層。

英國的研究結果是，在寬容、專制、權威三種育兒方式里，寬容型育兒是最難讓孩子階層向上提升的。相比寬容型育兒，專制型育兒把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增加了7% ，權威型育兒把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增加了13%。

也就是說，“階層向上流動”對孩子未來的幸福越重要，家長們就會越努力地推娃。

其實父母并不享受推娃，即使在中國，網(wǎng)上也流傳著各種“輔導作業(yè)心肌梗塞”的黑色笑話。推娃需要父母付出高昂代價，經(jīng)濟上要支付昂貴的補習費用，還要付出大量時間精力去陪伴引導，孩子的反抗也會惡化親子感情，過大的壓力對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不好……

然而在某些地方，考慮到孩子的未來，推娃的投入又是完全值得的。

孩子成為一個平庸的藝術家，在哪個社會里都算不上太好的事。但在一個沒有安全網(wǎng)的社會里，這種未來就顯得尤其糟糕，隨之而來的貧窮、社會排斥和健康問題，都可能是致命的。

三、還有更好的選擇嗎？

有個看法是，雖然推娃讓娃也痛苦，家長也痛苦，但是對某個國家或地區(qū)來說，推娃加強了整體競爭力。因此，推娃是一種“必要之惡”。

并非如此。推娃也許對于家庭來說是“局部最優(yōu)策略”。但對于整個社會而言，卻不是“整體最優(yōu)策略”。

精細育兒需要付出的代價太高了。貧民可能完全支付不起，從而導致有些孩子從出生起就注定失去了機會。中產(chǎn)也可能支付得極為吃力。由于富人也在搞精細育兒，于是許多育兒服務的價格就會向著富人愿意支付的價格不斷上移。就像房價最終取決于“少數(shù)富人愿意支付的價格”，而不是“大多數(shù)想買房的人能支付的價格”。育兒服務的價格趨勢也是如此。

對社會的第一個后果，就是許多人的生育意愿大為下降——家庭支付不起多個孩子精細育兒的代價。有個研究比對了中國在獨生子女時代，那些碰巧生下雙胞胎的家庭后續(xù)，發(fā)現(xiàn)雙胞胎比獨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要低40% ，上高中的可能性也明顯要低。這個時代已經(jīng)不是靠體力掙錢，而是靠教育和頭腦掙錢，所以很多家長會認為，精養(yǎng)少數(shù)娃的經(jīng)濟回報>粗養(yǎng)多個娃的經(jīng)濟回報。

但精細育兒實在太累。就像電影院里原本大家都坐著看電影，忽然有人站了起來……最后所有人都站著看電影，電影不會因此變好看，看電影的人都疲憊不堪，有些人索性不再帶下一代入場……最后，電影院的總收入不增反減了。

對社會的第二個后果，就是產(chǎn)生了很多無意義的內(nèi)耗，也就是經(jīng)濟學家所認為的“外部性”（externalities）。在商業(yè)世界中，外部性的一個常見例子是污染與公地問題。如果一個工廠的污染對其鄰居的健康和福祉產(chǎn)生了負面影響，或者如果許多漁船在同一海域拼命捕魚而導致魚類種群枯竭，那么自由放任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。當某些人為規(guī)定的名額提前透支了下一代的機會和潛力時，外部性也就產(chǎn)生了。

原本某個技能孩子只要掌握到6分就好，然而由于教育和階層流動只留下了一道窄門，于是為了擠過窄門，孩子們不得不紛紛把技能練到9分。所有人都竭盡全力，為的不過是留在原地。為了增加這意義不大的三分技能，孩子們額外付出了想象力的代價，創(chuàng)造力的代價，抑郁焦慮的代價，缺少鍛煉容易近視的代價……而最后，這場零和游戲里，依然只會有少數(shù)贏家。

不僅如此，由于機器人的飛速發(fā)展，幾十年后，許多現(xiàn)在最有聲望的職業(yè)可能會走下坡路。放射學、外科手術、律師、飛行員、金融從業(yè)者……都可能面臨危機。只有少數(shù)頂級從業(yè)者能繼續(xù)成功。而對程序員、數(shù)學家、工程師的需求將繼續(xù)增長。主修“正確的專業(yè)”將變得越來越重要。而一些拼命努力進入“正確的學?！?，卻選修了“錯誤的專業(yè)”的孩子和家長可能會失望地發(fā)現(xiàn)，多年的不懈努力沒有得到回報，孩子的職業(yè)前途不如預期的那么光明 。

有別的路可行嗎？

北歐有個不走尋常路的奇葩——芬蘭。芬蘭的孩子，似乎“不需要很麻煩很累就可以考高分”。

芬蘭的貧富差距較小，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也比較平均分布。芬蘭的教育系統(tǒng)，是低競爭和低壓力的。芬蘭小孩在幼兒園只是通過游戲來學習，正式上學后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，無論是在農(nóng)村還是在城鎮(zhèn)， 從小學到大學，學校的教育質(zhì)量差異都不大。

芬蘭學校不搞排名，孩子們不會收到數(shù)字評分，家長們也不知道孩子學得如何。教師的確會定期進行考核評估，但只有老師會得到關于某個學生的"非常好"或者"需要練習"的反饋。評估的目的是更好地因材施教，不是為了給學生排名或督促他們更努力地學習。

芬蘭孩子也需要參加兩次重要考試，類似于中考和高考。但因為高中教學質(zhì)量相差不太大，所以中考壓力并不大。至于芬蘭的高考，則不但要考察學術問題，還要考察學生理解和處理現(xiàn)實問題的能力，比如討論失業(yè)、節(jié)食、政治、體育道德、甚至流行樂等問題。

學得差的孩子不會被留級，而是會得到更多關照。而且由于學校專注于支持差生，所以輟學率也很低。

這樣教出來的芬蘭孩子，成績居然很不錯。

在2015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(PISA)里，芬蘭孩子排在第五位——低于新加坡、日本、臺北這些精細育兒高發(fā)區(qū)，但贏過了澳門、香港、中國的北京-上海-江蘇-廣東（B-S-J-G）、韓國這些同樣精細育兒為主流、大人小孩都非常拼的地方。

同時，芬蘭人成年后的工作能力也不錯，盡管工作時間比美國和中國的工人要短，但芬蘭在創(chuàng)新能力方面位居世界前列。

芬蘭人做對了什么？又快樂又高分的教育是怎么能存在的？

答案是，芬蘭極其重視教師的水準。所有芬蘭教師都必須至少擁有碩士學位。教師在芬蘭的社會地位極高，很受尊敬。結果是，芬蘭碩博們最喜歡的職業(yè)之一就是教師，每年申請的人大排長龍，這又反過來讓芬蘭可以挑出最優(yōu)秀的人才當教師，從而又進一步提升了芬蘭教師的聲譽和社會地位。

芬蘭教師的工資只是平均水準，但由于工作環(huán)境好，內(nèi)在滿足感高，教師依然是很受歡迎的職業(yè)，人才也很少流失。這些一流人才能想出各種辦法，讓聰明的孩子有機會自由發(fā)展，讓慢熱的孩子有機會繼續(xù)追趕。

總而言之，提升教師水準，是一條可行的辦法。

還有四條很重要的辦法，一是降低貧富差距，增加社會流動性。二是改變教育系統(tǒng)，讓高質(zhì)量的教育資源，能惠及更廣大的群體。

三是廣設便宜而可靠的托兒服務和公立幼兒園。高質(zhì)量的公立托兒服務讓貧窮父母（特別是單身母親）有機會去打工改善家庭經(jīng)濟，同時也讓不同社會經(jīng)濟背景的兒童有機會接觸彼此共度時光。這也是北歐長期采用的做法。

四是對弱勢家庭的孩子進行早期幫助。在美國，許多研究發(fā)現(xiàn)對底層幼兒與家長的早期干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這些孩子后來的學歷和收入都更高，更健康，親密關系更幸福，犯罪率更低，失業(yè)率更低，更不可能依賴福利。比如佩里學前教育項目（Perry Preschool Project）就讓參與的孩子暴力犯罪率減少了65% ，被拘留率減少了40% ，失業(yè)率降低了20% ……孩子們的未來改善了，而社會也從中獲益：得到了良好的人力資源，且節(jié)省了法律系統(tǒng)和警務監(jiān)獄系統(tǒng)的開支。

但這些辦法，都是政策制定者才能做到的事。

過度養(yǎng)育并不是好事，而且也正在讓整個社會都付出代價。然而，要改變這一切，靠強制號召家長“快樂養(yǎng)育”是沒有用的。唯有整個社會的現(xiàn)狀和未來發(fā)生根本性的變化，才有可能讓家長改變養(yǎng)育方式，因為那時，家長對孩子未來的預期改變了。

至于家長們，咱們就……看開一點吧。

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育兒策略。這個時代的精細育兒，至少好過之前的專制育兒。也許等現(xiàn)在的孩子長到為人父母時，社會能變得更適合“快樂寬容育兒”。至于此刻此地，大勢所趨，該上的補習班還是上吧。拍拍自己和孩子的肩膀，都不容易。